第六期京都实训研修班顺利完成，本期研修的主题之一是“阅卷”这项“体力”劳动。始料未及的是，在一天的研修中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名学员通过头脑风暴、讨论、模拟演练……，阅卷的经验与技巧竟能超乎纸外，久久萦绕于头脑之中。足见田文昌律师所首倡的这种实训模式，在萃取经验、分享技巧方面独一无二的优势；作为讲师经过本次培训颇有所得，也再次验证了“身份不分主次”这一原则。

　　

　　（图为京都第六期刑辩实训研修班现场）

　　下面我分享有关阅卷的三个体会。

　　一、理性原则贯穿阅卷始终

　　阅卷的工作，是将卷宗的证据放在“理性的天平”上逐一称量，在定性、定量的基础上，通过综合分析得出认定的事实。律师面对案卷，要拿出科学实验的严谨态度，认真观察每个证据的性质与特点，分析证据之间的补强与互斥关系，综合运用证据得出基本的事实。具体而言，要暂时抛却辩护人的立场，要抛弃先入为主的干扰，要排除利益因素的羁绊，用客观、理智的视角去看待案件。

　　胡适曾将治学方法概括成十字箴言：“大胆的质疑，小心的求证”，这也是在阅卷中要贯彻的理性原则，可以进行各种天马行空的假设，但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支撑的，才能认定为事实。

　　比如，某行受贿案件中，控方认定行贿人与受贿人是情人关系，对于双方到底是不是情人关系？我们不妨打开自己的思维提出多项质疑：

　　1.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，第一次见面是什么场合？

　　2.怎么确立的情人关系？

　　3.双方的家庭关系怎样？

　　4.能从对方获得什么帮助？

　　5.送过哪些纪念品？

　　6.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什么时间？

　　7.有没有共同居住的场所？

　　8.身上隐秘部位有没有胎记、瘢痕，对方是否知道？

　　9.重大节假日怎么过？

　　10.有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双方是情人关系？

　　11.双方在微信中如何联系，如何称呼？

　　……

　　带着这些疑问到案卷之中去求证，在阅卷之外去调查，审慎地得出是与否的结论。

　　壳牌公司的人才评估系统把人的特质归结为三种：强大的分析能力，合理把握事实的能力，自己善于总结选择并关注基本事实的能力。壳牌把它称为一个人的“直升机素质”，阅卷工作就是“把握事实+分析问题”的综合运用。在阅卷中不断得以强化的这种理性思维能力，足以指导其他工作，甚至指引人生，所以，阅卷与阅人、阅事是相通的，统一于理性原则之中。

　　二、读书方法都是阅卷方法

　　当我们捧起东野圭吾的一部的悬疑小说，可以当成阅读一本凶手案案卷：有调查取证，有证据分析，有证据推理，有办案人员的心理活动。反之，案卷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小说：创作团队是侦查人员；围绕的事项是实体法规定的罪名，篇章结构由程序法规定，故事情节通过各个证据呈现；不一定完全是写实的，创作者的意图贯穿始终；不光是冷冰冰的法律，有光怪陆离的情节，也有悲欢离合的情感。

　　阅卷只不过是阅读在法律领域的一个小的应用场景，我们阅读习惯自然而然地平移到阅卷之中，所以，凡读书方法都是阅卷方法。

　　据说，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。阅卷也要抓住要旨，快速掌握整个案件的宏观逻辑结构。

　　曾国藩提出读书不二，读书第一要有志，有识，有恒。我们拿到案卷以后，完全可以“结硬寨，打呆仗”，一字一句攻克它。

　　毛主席的读书方法也很多，比如不动笔墨不读书，读书与实际相联系。用到阅卷的方法上，就是边阅卷边批注；阅卷的内容要与掌握的事实情况相联系，要与经验逻辑相验证。

　　朱熹说读书三到：眼到、心到、口到。用到阅卷上，眼中所看，一定要配合心中的思考，同时还要兼顾未来庭审的口头表达。

　　阅读习惯的高度个性化，决定每个人阅卷的方法各不相同，阅卷方法很难有优劣之分，也极难作出根本性的改变。阅卷速度的提升从根本上是阅读量的提升，反复的阅读训练也就是阅卷的力量训练。

　　我的阅卷一般分为三步：

　　01

　　第一步，简要阅读。目的是总量评估，提出问题，做好准备：精读起诉意见书，了解指控的基本事实；粗略地翻翻有多少本，每一本包括哪些证据；如果案卷较多，做一个目录索引；随便翻看几段；做好卷皮的标记；将案卷导入阅卷工具中。

　　02

　　第二步，分析阅读。对证据个体的精读，发现问题，形成观点：先提出问题，带着问题进入案卷；分析证据，这个证据讲的内容是什么，在证据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，存在哪些问题，与定罪和量刑的关系，跟哪个证据是印证的，跟哪个证据是矛盾的；做标记，做记录，为后续查找做准备。分析阅读不一定是一遍，也可能是多遍，因案而异。分析阅读中会预设观点，形成新观点，又随时准备修正在先的观点。

　　03

　　第三步，实践阅读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诗人对宇宙人生，须入乎其内，又须出乎其外。”律师面对案卷同样要能入能出，在前述阅读基础之上，是时候走出案卷回归案情了：边看边写质证意见或者辩护意见，目标是形成法律文书的第一稿；需要了解哪些案卷之外的事实，如何调取新证据；通过认定事实与调整预先判断，逐步形成辩护方案。

　　总之，读书是阅卷的基础运动，凡读书方法都是阅卷方法，形成自己专属的阅读习惯才能带了速度与效率的提高。

　　三、思考是阅卷工作的延伸

　　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思考不仅伴随着学习的整个过程，也是阅卷工作的延伸。朱熹认为读书三到之中，心到即思考，至关重要。而阅卷中的思考以探索真相为价值导向，以制定辩护策略为工作目标。

　　阅卷中的思考是在以实体法为横坐标、以证据法为纵坐标的一个特定场域内进行的。犯罪构成是构成每个罪名的逻辑框架，每一份证据每一份证据在实体法上虽然权重不同，但都有一定的位置，比如证人证言称：“我们为某银行行长买车，是为了办理银行贷款”，在受贿犯罪中指向的就是牟利事项。证据法所处的纵轴，为证据的证明力提供了衡量数值，是证据对待证事实的价值所在。比如上述证言中的“办理银行贷款”，是利用银行行长的审批贷款的权限办理贷款，还是利用在银行工作熟悉贷款流程通过合法的途径办理贷款，单个证言会有不同的指向。

　　阅卷中的思考，是以法律规范、裁判规则、证据规则、证据经验、证明方法等一系列库存知识为基础，并决定阅卷的效果；这些知识在阅卷中走向实践，得到检验不断得到强化。其中经验逻辑提供了思维的进路，并对结论的真伪起到校验作用。

　　阅卷中的思考，久而久之会形成一定的思维的框架。公诉机关一直倡导制定各类犯罪的证据标准，比如，贩卖毒品案件需要哪些证据，到达何种证明程度，才能达到起诉标准，这其实就是一种思维的框架。再比如我们辩护律师对于行受贿双方书面证言的比对，款项的来源、特征、交付时间、地点、款项去向，等等，这也是一种思维的框架。这些思维的框架预存于头脑中，能够提高阅卷的效率；但这反过来也是对思维的禁锢，阻碍探索案件事实的脚步。比如证人证言称：“我们为某银行行长买车，是为了办理银行贷款”，站在控方的角度看待这样的言辞，自然而然就会认为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，虽然带领阅卷者直达目的地，却可能忽略了这些关键问题：

　　1.该行长是否已退居二线？

　　2.该行长是否有审批贷款的权限？

　　3.双方有没有具体的沟通，有没有明示的语言是违规办理贷款？

　　4.贷款的主体是否具有贷款的条件，是否有重组的抵押物？

　　5.贷款的要求是否实际提出，还是仅处于承诺牟利的阶段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概括地说，我对阅卷的三个体会：一是，要把放在人生这个大的场景中去学习，提升理性的思维水平；二是，读书即阅卷，大量的阅读才能具备阅卷的力量基础；三是，阅卷能力的提升本质上是思维能力的提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