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税收领域的权力行使过程中，个别公职人员背弃职责、践踏法律的行为，严重损害国家财政利益与税收公平秩序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“蝇贪蚁腐”典型案例中案例五：被告人吴某鹏贪污、受贿、诈骗案，以其复杂的犯罪手段与巨大涉案金额，成为税收职务犯罪的典型样本。本案中，吴某鹏横跨三项罪名，非法套取、收受及骗取资金超1700万元，其在犯罪主体认定、多罪名构成要件辨析及法律适用等方面，为司法实践处理税收领域复合型职务犯罪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　　案情简介

　　被告人吴某鹏在2012-2020年任职某市某镇副镇长、镇长期间，利用职务便利实施多起违法犯罪行为：

　　1.贪污罪:当地镇政府设立某矿产品贸易公司用于产业发展与公益事业，吴某鹏利用职务便利,通过提高税收扶持奖励比例、虚列税收扶持奖励资金等手段，经该公司等单位套取国家财政资金达1086-万余元，将本应用于扶持企业的专项资金据为己有。

　　2.受贿罪：吴某鹏在履职过程中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552万余元，严重破坏职务行为的廉洁性。

　　3.诈骗罪:吴某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，骗取他人工程保证金100万元,侵害他人财产权益。直至一审宣判，吴某鹏始终未进行退赃退赔。

　　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吴某鹏虽具有坦白情节，但未退赃退赔,综合考虑吴某鹏犯罪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。以贪污罪判处吴某鹏有期徒刑十三年，罚金五十万元；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罚金五十万元：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罚金二十万元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，罚金一百二十万元，并责令继续追缴犯罪所得、退赔诈骗款项。

　　延伸思考

　　一、指控定罪的三大核心焦点

　　（一）主体身份认定：国家工作人员属性的界定

　　本案核心争议点之一在于吴某鹏是否属于“国家工作人员”。检察机关通过三方面证据明确其主体性质：

　　1.职务任命证据：吴某鹏担任镇副镇长、镇长职务，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公职岗位，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责。

　　2.职责性质证据：其工作内容涉及税收政策执行、财政资金管理等公共事务，属于代表国家从事公务活动。

　　3.法律适用依据：依据《刑法》第九十三条规定，吴某鹏作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，符合国家工作人员身份，其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应按相应职务犯罪罪名定性。

　　（二）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解析

　　1.利用职务便利的认定：吴某鹏作为镇政府领导，在税收扶持奖励政策执行过程中，具备审核、批准财政资金发放的职权，其通过虚列、提高奖励比例等方式套取资金，属于典型的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。

　　2.非法占有目的与行为：将本应扶持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通过违规手段转移至私人控制范围，且未用于规定用途，充分证明其非法占有国家财物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。

　　3.法益侵害后果：套取1086万余元国家财政资金，严重损害国家财政利益，破坏税收扶持政策的正常实施与财政资金使用秩序，符合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入罪标准。

　　（三）诈骗罪与受贿罪的界分要点

　　1.诈骗罪的构成认定：吴某鹏针对工程保证金的犯罪行为，在无真实工程前提下虚构事实，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交付财物，且其目的为非法占有，完全符合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“虚构事实、骗取财物”的构成要件。

　　2.受贿罪与诈骗罪的区分：受贿罪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，而诈骗罪无职务关联性。本案中，552万元财物收受系基于吴某鹏利用职务为他人办事，属于受贿；100万元工程保证金骗取则脱离职务范畴，构成诈骗，二者犯罪构成与行为性质存在本质差异。

　　二、辩护策略的多维启示：从证据解构到法律论证的全流程突破

　　（一）主体身份认定的突破方向

　　1.公务属性实质审查：依据《刑法》第九十三条及司法解释，重点核查涉案行为是否属于“代表国家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”。若公职人员仅参与企业化经营活动（如乡镇企业日常运营），或未利用行政职权实施犯罪，可主张其不构成职务犯罪主体。例如，通过岗位职责文件、会议纪要等书证，证明行为与行政管理职责无直接关联。

　　2.委派关系证据抗辩：对于“以国家工作人员论”的指控，需严格审查任命程序与职责范围。若证据显示其任职系企业自主聘任，或工作内容不涉及国有资产监管、政策执行等公务，可援引《监察法实施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否定“委派”属性。

　　（二）罪名定性的精细化辩护

　　贪污罪的关键抗辩路径

　　公共财物性质界定：依据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二条，若涉案资金权属存在争议（如企业自筹与财政补贴混合资金），或资金未纳入财政预算管理，可质疑其“公共财物”属性。例如，举证资金实际来源于企业经营收益而非财政拨款。

　　非法占有目的存疑：若存在资金临时周转、事后补正手续等情况，或款项最终用于公共事务（如垫付企业应急支出），可削弱非法占有主观故意的认定。

　　（三）量刑情节的全面挖掘与运用

　　1.法定从轻情节强化：对自首、坦白、立功等情节，需结合《量刑指导意见》细化论证。例如，通过侦查机关说明材料，证明被告人主动交代未掌握罪行，或协助破获关联案件，突出其对诉讼程序的积极作用。坦白情节的充分利用：吴某鹏虽未退赃退赔，但坦白情节可作为从轻量刑的依据，辩护律师应强调其坦白对案件侦破的积极作用。

　　2.酌定从轻情节拓展：退赃可能性与意愿表达：若后续出现退赃可能，及时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，争取在量刑上获得从宽处理，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与弥补损失的意愿。除退赃退赔外，可从犯罪动机（如家庭突发困难）、社会危害性（如未造成实际损失）、被告人一贯表现等角度进行辩护。例如，提交社区、单位出具的品格证据，弱化人身危险性评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