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法制日报》1月13日报道，针对新刑事诉讼法关于“48小时内安排律师会见”的新规定，北京市公安局监管系统明确，律师会见期间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、录音笔等电子设备，并将律师对看守所评价作为对看守所工作外部考核机制，一并列入执法质量考评。
据北京市公安局监管总队法制处处长许强介绍，根据该总队推出的“九明确、一评价、一热线”工作措施，将明确接受委托告知、会见手续、告知律师特殊案件性质，保障律师使用电子设备要求，并在监管总队设立律师接待热线，集中受理律师在看守所会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并及时调查核实反馈。市公安局监管总队将通过媒体、律师协会加大宣传，提倡多利用网上、电话预约会见方式，更加方便律师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为此，京都律师事务所刑事诉讼业务部的律师对此规定如果能正式出台，表示支持和欢迎。众多经验丰富的刑辩律师针对上述内容，纷纷发表评论。现将大家的观点呈现如下：
这是个非常好的规定。对于刑事辩护律师来讲，有重大的意义。既能规范会见，也能规避刑辩律师面临的风险
朱勇辉律师：这个规定非常好。我自己也很有体会。前几年我在银川办一个案子，看守所会见的时候，我就使用了笔记本电脑。因为里面有我写的东西、资料。在会见过程中，出来一位警察，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？笔记本电脑是谁的？”我说：“我的”。“谁让你使用的？”我说：“没有人让我不使用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马上收起来，否则收缴，终止会见。”我才知道，用笔记本电脑是违规的。这个规定如果出来，对律师在会见中能否使用予以明确，避免了纠纷。也避免了律师在会见中的风险。
吴立伟律师：监管总队的这个做法对我们律师来讲，很有帮助。我们在会见中，能够规范地制作会见笔录。同时，像朱律师所说，电脑中的文件、规定等在会见中更准确、详实地讲解、说明。另一方面，笔记本、录音笔等设备的使用，也有助于我们律师自我防范。在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翻供的情况下，会见的内容和供述的内容如果不一致，有录音设备能把会见过程全程录音。这个录音可以证明律师在会见过程中没有引诱、指使、编造、翻供等情况。对于律师来讲，是个保护的措施。以前只是纸质的、手做的笔录，我们没有引诱、唆使、翻供犯罪情节和事实，当我们把这个证据提交给有关部门后，这些部门很有可能再去提审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有的时候还会用恐吓手段非法威逼、利诱。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很有可能会说：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律师说的。类似于龚刚模案件，一吓唬就往律师身上推。所以，录音设备的使用，第一便于我们详实的记录；第二，对于律师的自我保护有很大的作用。
曹树昌律师：这个规定现在还没有正式出台，但肯定是个好事。所有做刑事的律师都会明确：看守所不会再推了。看守所的责任就是在48小时内予以安排。这是进一步落实新的刑诉法，律师工作有一定的保障。
这是在公安系统内的规定，我注意到，还会设置热线电话，作为外部评价的考核指标，对看守所很有约束力。以前看守所不管法律，就是接到电话不让见。这个规定会给律师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。目前只是北京的规定，如果北京做好了，全国其他地方也会效仿。
看守所不听法院、检察院，只听公安局的。这个最好的地方是将这个当做考评的依据。如果看守所总刁难律师，律师必然会投诉，将来就会对看守所评先进等各方面有影响，看守所肯定会改变工作作风。我觉得这个规定不但落实了刑事诉讼法，不但确确实实给律师辩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，而且很实在，能够落在实处。除了那三类案件，其他案件如果律师见不着嫌疑人肯定要投诉。相关部门肯定要开投诉热线，肯定能起效果。很好，非常好。
张小峰律师：现在都允许阅卷时进行拍照，那么既然有照片存在电脑里，就不用再打印出来。直接在电脑上给当事人看。比如我们承办的一起案件，案卷有1886卷。如果都拿出来会见，肯定不可能。
规定出台以后，律师在适用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。是否可以进行录像？录音录像怎么适用？律师是否有义务向公安、检察部门提交？家属要求看、听，怎么处理？
张小峰律师：我觉得这个制度和检察院规定阅卷可以拍照这些制度是系统的。律师在会见中存在各种法律风险，这个规定能够保证律师的会见过程符合法律规定，符合法定程序。有几点需要注意：其一，录音录像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全程地录。律师要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被提请会见的第一时间开始录音录像，否则只要欠缺一部分就起不到证明作用。检察院、公安机关可能会全程录像，这是整个会见过程的完整性。允许律师对会见录音录像能够起到更有效的防范作用。律师要注意做好备份。重大的、关注度高的案件，被告人、犯罪嫌疑人翻供可能性大的案件必须要录音。其二，如果允许使用笔记本电脑，是否意味着可以全程进行录像？因为现在笔记本都装着摄像头，是否可以同时录像？其三，家属要求看录像、听录音时，律师怎么处理？如果涉及到案子，不适合他们听的，怎么办？这是律师要考虑的问题。现在黑客很厉害，入侵了你的电脑，直接传出去，怎么办？
曹树昌律师：会见会涉及到案情，证据材料，这些东西在开庭之前都是秘密。我觉得律师可以把握这些红线。以前也有律师会传纸条，但这就是红线。律师要把握住。家属也不会再过多要求。
邹佳铭律师：1. 允许律师使用电子设备，对于规避律师取证风险有积极意义。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存在非法取证的，律师应当用录音的形式固定证据，并且在录音之前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。2. 应当明确律师在审查起诉之后向犯罪嫌疑人核实“有关”证据的范围，是否可以给其阅读同案犯供述和证人证言？如果犯罪嫌疑人对卷中证据提出异议，并提供相关证据线索的，建议律师对此录音。3. 应当明确界定特殊案件范围，尤其是恐怖活动犯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界限。并赋予律师对对案件性质认定不服的异议权和复议权，相关机关应在指定时间书面回复，并说明理由。同时建议可以由驻所检察机关对此进行监督。
曹树昌律师：其实我一直感觉录音录像这些东西像邹律师说的，是一个固定证据的作用。只有一些敏感案子和有问题的案件需要。说心里话我们一般可能用不着这些东西。可能有一些敏感案件和有背景的案件，为了保护自己，我们就要该录就录一下。等相关制度出台之后我们再坐下来详细研究一下细节：我们自己的律师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使用这些东西？律师自己视情况而定是一个基本的东西。就像邹律师说的：我只要是为了固定证据，避免引供、诱供。律师首先要交代好：我要录音，当事人你是否同意？你要如实陈述，你所说的一切东西可能会对你产生不利影响。律师自己录音的时候就不要使用引诱语言。京都律师事务所要向北京市公安局监管系统致敬。以前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，但是以前的看守所只考虑内部规定，现在内部规定跟法律一致了，对我们律师执业非常非常有帮助。咱们甚至都可以呼吁全国都向北京市公安局学习。
智艳军律师：“笔记本电脑和录音笔等”是否包括录像设备？有些案子关于当事人使用眼神的说辞，录音是搞不定的。既然特殊和敏感案子，律师搞防范措施就要到位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建议选择录像。录音录像是个双刃剑，如果一些敏感的案子，有关部门来找你提供是否要向他提供？如果律师录音录像不到位，提供了会有问题，不提供也有问题。这对律师会见的整体能力要求很高。
曹树昌律师：这肯定是需要注意的。录音录像是律师的权利，国家把这个权利赋予律师了。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说，律师愿意用就用，不愿意就不用。任何人没有权利要求律师把录音录像拿出来。这是律师的一项权利，并不是责任和义务。如果将来有关部门说律师会见不规范，律师就可以拿出来，一旦要追究律师责任的时候律师也可以拿出来。这是律师的权利没有问题。
禚伟律师：录音的使用是从开始会见就可以使用？还是狭义上的见到被告嫌疑人才可以使用？我感觉是从开始就可以用，包括监督干警执法。
总结
曹树昌律师：现在把法律当回事儿了，这是对新刑诉法的落实。冲这一点我们要向北京市公安局监管总队表示感谢。作为刑辩律师，确确实实感谢他们认真落实刑诉法的做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