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感触，为什么今天涌现出这样一批优秀刑辩律师，还要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。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的刑辩环境不尽如人意，刑辩率不仅一直不能提升，而且处于下降的趋势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勇于投身刑辩业务，而且能够坚持做刑辩业务的律师越来越少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推出刑辩律师界的一些优秀分子，应当说是对刑辩业务的一种鼓励。
大家都知道，30多年来，我们的律师业务有了很长足的发展，但是到今天为止，我们的刑辩业务的水平仍然不尽人意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在今天既能够有胆有识，又能够动作规范的刑辩律师人数还是比较少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推出一些刑辩律师中的杰出分子，对整体律师业务素质的提高也是一种引领。
我们说刑辩不仅是一种能力，也是一种技巧。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刑辩水平确实令人堪忧。大家都知道刑辩业务是律师最传统的业务，同时也是一种高难度的业务。几千年来，特别是近现代几百来，都体现出刑辩业务是律师业务当中最难的一种，要求律师素质最高的一种。
但是我也不得不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希望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刑辩律师也给予重视。
最近我经常听到一种流行的说法，动辄就提到高端业务，很多新型的，刚刚出现的律师业务都被称为高端业务。相比之下，刑辩业务就成了低端业务。我在有一些场合纠正过这种说法，这完全是一种误解，新型业务不等于高端，为高端技术产业服务的律师业务不等于你的业务就是高端的。我到处听说这个高端，那个高端，难度最高的刑辩业务眼下却变成了低端业务，被人家瞧不起的业务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因素造成的。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业务类型，居然被很多人，包括律师界业内的人士认为是不值得做的低端业务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，我希望在座的律师们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反驳和纠正。这不是简单的对业务类型的歧视，大家都知道刑辩业务的重要性应当如何看待，看来好像是一种不经意的说法，但是反映了持有这种认识的人对法治的认识程度是偏颇的，是不利于保障人权的。我可能是说的严重一点，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。
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是非常杰出的刑辩律师，我们绝不只八杰，八十杰，八百杰。在北京，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这样的律师，需要提升，需要鼓励，需要发展，需要宣传。
30多年以来，我们律师队伍发展迅速，开全国律协专业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的时候，赵部长提出来去年我们全国律师突破了20万大关，数量很可观了。但是由于我们的培训、基本训练太过缺乏，所以我们律师的能力、技巧也比较缺乏。这不怨我们的律师，是怨我们的律师历史太短，怨我们的培训过于缺乏。我们的培训到今天为止，还停留在教授讲课的单一方式上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律师现在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，至少也是经过专业培训的。理论知识的再教育，提升固然是必要的，但是更缺乏的是基本技能的培训。
记得在1996年刑诉法修改的时候，在司法部办的刑辩律师高级培训班上讲课时，我就讲过这样的事情，我跟我们司法部的领导提过，我说这种讲课是非常必要的，但是更需要的是技能培训。我们怎么做律师，怎么样履行律师的职责，这一系列的技能技巧我们没有培训。当时领导说你就来培训吧，我非常为难的苦笑了一下：“谁给我培训过呢？”
刘文元律师今天正好也在座，最早我还在政法大学的时候，跟刘文元律师合作过案子，当时我们一起都是摸着干的。当法官没有人教，当律师更没有人搞，都是摸索着干的，我说我摸索出来的对不对还不知道，怎么能培训别人呢？
国外的律师制度走过了几千年，资本主义社会近现代的300多年中，律师业务得到了高度的发展，但我们没有，我们仅仅才30年出头，所以差别是很明显的。面对这个现实，我们必须要加强培训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这几年来，我们下了很多的工夫，和美国、加拿大等很多国家合作搞培训，我也亲自接受培训，我深受启发。这样的培训并不是很难，但是就像业余的运动员和专业的运动员差别一样。我们有一些人的潜质很好，素质非常高，但是由于动作不规范，拿不了金牌，一旦动作纠正好了，就可以拿金牌。有一些专业的运动员动作很规范，但是素质不够，他可以做的很规范，但是不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我在与美国的教授商量培训的时候，跟他们讲过，他们我说我们中国不乏一批素质很好的选手，他们一旦动作规范了以后，一定会冲到最前端，不是说他们不行，只不过他们需要接受正规的训练而已。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我这种说法是对的。在一些基本的培训当中，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可能都做过，但是我们没有归纳、总结和提升，我们不知道动作规范的要领在什么地方。在培训中一经点拨，恍然大悟。
比如说在法庭讯问的时候，我们法庭讯问的能力普遍是比较差的，包括我在内。前几年陈瑞华教授搞了一个模拟法庭的项目，一队是香港的律师、法官、检察官，一队是中国的律师、法官和检察官。让我去评论，我作出了一个很有感慨的评论：香港的法庭是打破沙锅问到底，在交叉讯问当中，每一个听众听的非常清楚了，最后总结陈词的时候，三言五语就完了。我们的法庭完全不一样，无话可说，问来问去都是自问自答，最后长篇大论，控辩双方各自掏出写好的稿子在念。香港的法庭是以问为主，我们是以论为主，人家是交叉讯问，我们是自说自话，自问自答，根本就交叉不起来。是我们水平不高吗？不是，我们没有那个环境，我们法庭有几个机会让你交叉讯问的？既没有这个培训，也没有这种锻炼，这是我们非常缺乏的。
在培训当中我们发现很多问题非常简单，比如说一句话只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呢？这样回答的明白，听的也清楚。我们经常是一大串问题问出来了，问完了以后自己都忘了问的是什么，被问的人更是没有办法回答。训练的过程中，培训者突然拿出一支笔，举了一下，扔在桌子上了，随即针对这个动作提出了20多个问题，拆分提问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拆分提问呢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问的不能再细了，凡是你想到的所有的问题都会问到，不能再分了，问完的以后，不会在有任何变化，任何细微的空子都钻不了了。在没有影像记录的情况下，通过你拆的非常仔细的讯问以后，相当于一个现场再现，通过语言的表达，把现场的动作能够再现出来。当你这样技巧性的问完一个问题以后，这个问题完全固定了，不能再篡改了。其实这个东西并不难，人家总结了几百年总结出来的，我们没有。
再比如说我们的法庭究竟是吵架、演讲、宣传还是发泄，经常会出现不同的说法，真的是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。有的律师坚持我就是应该演讲，我还有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，这都是一种误区。英美法系的国家，律师和检察官坐在同一条板凳上，你的发言就是争取法庭接受，要双向沟通对话。再比如说谈话的重点，我们很多律师在法庭上讲话的重点不突出，同样一篇辩护词或者是代理词，不同的人在法庭上说的效果差别会非常大，因为有人不会突出重点。
美国在培训当中训练表达的语气时，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：“他说他爱你。”怎么说呢？有几种说法呢？有很多种说法。就是交换重音，当没变换一次重音时，意思就有变化。通过类似的培训，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表达一个问题。这种规范化的培训非常重要，所以我说有胆有识，而且动作规范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我们京都所涌现的这些律师，可以说离不开我们长期培训和历练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
我个人总结，我们国家30多年来，控辩双方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。
第一个阶段，刚刚恢复律师制度的时候，律师是协助法官和检察官办案。律师根本没有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立场。所以，控辩双方的关系是形式上的对抗，实质上的配合，不是真的对抗。
后来随着律师体制的变化，整个庭审方式的改变，我们控辩双方敌对的情绪越来越强，在法庭上我经历过，甚至眼睛都红了，下了庭还是愤愤不平。我觉得这是矫枉过正，走向了冲突性的对抗，这不是在各自履行职责，而是在怀着一种怨恨和敌视的心情，在法庭上经常是吵的面红耳赤，甚至用语非常的低俗。这是第二个阶段。
随着我们律师业务的发展，法制建设的发展，我们整个刑事诉讼活动逐步的规范，我们到今天为止，开始走向了比较正常的理性化对抗的阶段。这是控辩双方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。
真正的控辩双方关系应该理性化的对抗，在各司其职的同时，能够理性的表达自己的观点。我们在这种气氛下各自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才能给法庭的最后裁决创造一个条件，创造一个兼听则明的基础。
我们京都所要求京都律师的法庭辩论风格就要做到平和、主动、充分。这是在有一定技能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理性化的法庭辩论风格，这种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是有利于法庭辩论的效果，我觉得，对于推动我们法庭庭审气氛的理性化，也非常的重要。
在各地，我给律师培训都是这样讲的，我到处呼吁，到处推动，希望我们全国律师的辩论风格都形成这样一种气氛，这样会把我们整体辩论的水平和辩论的效果提升，这是很有必要的。
今天我只想借此机会，向各位表达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，我希望我们京都的八位杰出律师能够跟我们在座的、北京的、全国的刑辩律师一起把中国的刑辩业务推动起来，使它能够更健康的发展，能够取得更有效的成绩，这就是我个人的希望，也是我对每一位的希望，是我们大家共勉的一种心声。谢谢大家。
